难道，他，就是我们要访问的孙瑜——脸容憔悴，两颊凹陷，一副身子骨，颇颤巍巍的，身上，那件灰布中式衣，黯淡而又陈旧。真难相信，就是那位饮誉影坛几十年的著名老导演。
孙瑜，今年八十一岁，严酷的自然规律已把他推到了人生暮年。我们登门拜访，是为了弄清老人一生的道路。面对两位陌生的晚辈，老人毫无保留地展示他的一生。回忆，也仿佛使他变得年轻了。
“就从一九一四年说起吧!”老人的回忆，一下子推到了一个遥远的年代。正是那一年，他考进了天津南开中学补习班。他是巴山蜀水的一个儿子，从那山野小径出发，曾经随当学正(清朝科举制度下的一种地方考官)的父亲到过江苏、安徽，云游四海，没有象样地进过学堂。如今跨进华北最有名的中学，这里的老校长，办学挺认真，每个星期都要亲自为学生讲课。老校长每逢亲临教坛，必谈“公”“能”两字。公者，天下为公也;能者，即是有真才实学。他希望看到自己的学生德才兼备，将来都能做国家的栋梁。在那污浊、阴冷的社会里，这无疑是一股温馨的春风，吹开了少年孙瑜的心扉。
然而，那个时代，这“公”“能”两字，犹如置身于高山之颠，可以仰面遥望，却无法接近。孙瑜不禁又陷入了怅惘。
迷途茫茫中，一位引路人向他走来了。那就是青少年时代的周恩来。
“周总理比我大二岁，当时与我在同一个南开中学读书。我进补习班的时候，他已经读中学二年级了。他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学生领袖。”
这是孙瑜一生中宝贵的一章。
那时，才十六岁的周恩来，不仅有学者的气度，也已初露革命家的锋芒。他在学校里发起创办了“敬业乐群社”，组织学生，一起来探讨救国，做人的真谛，他也不时挥笔写下一些时评政论，以“敬业”刊物和“南开”校刊为阵地，传播和激励爱国思想。一股除旧布新的热流，开始奔腾于南开校园。孙瑜明白周恩来他们种种行动的意义，他愿作一滴涓涓细水，融汇在这激浪深海里，去追随着新思想的潮流前进。他越来越尊重周恩来，甚至希冀有一天当面与周恩来谈谈话。
果真有了他渴望的机会。那天，正是课间休息时，他在球场刚打完篮球，立在一旁歇息，恰巧周恩来迎面走来了。他一边走，一边手捧一迭稿子正翻看着。
“你们真棒，在北京演这样好的戏，真棒，”孙瑜上前搭话，一下子声音走了调，脸也红了。
周恩来带领学生剧社到北京公演，演的是一出以反封建为主题的文明戏，他在剧中扮演女主角。这次演出，轰动了北京，这几天，他们刚刚载誉而归，全校都在议论这件事。
周恩来并不认识孙瑜。他放下手中的稿子，打量着这位腼腆的同学，亲切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孙瑜报了自己的名字，正想与周恩来多攀谈儿句，可是慌得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你···你们演得真好！”他只知重复那句说过的话。周恩来摇摇头，爽朗地笑着说:“不，还不够好。”两人攀谈起来了。听孙瑜说，爱好戏剧和文学，周恩来显得很高兴，鼓励说:“好啊，把功课做好了，可以朝这方面发展……”
本来，也只是一次平常的交谈，孙瑜却感到难言的高兴。他爱好文学，这确是真情。也许由于他从小生活颠沛，四处闯荡的缘故，那些反映人间世态，描写自然风物的文学作品，总是深深地吸引着他，在班级里，他也以擅长旧体诗词而著称,还曾和几个同学一起，组织过一个“苔岑诗社”。然而，他的这种爱好象一棵小草，被压在岩山下，只能蜷曲地生长。他感到窒息，甚至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现在，他仿佛从那沉重的岩石下解放了出来，获得了某种自由。他想，人各有“能”，我就在文学、戏剧方面发展自己的“能”吧!
一九二0年，他在考进清华学校之后，接连翻译过两篇外国短篇小说，投寄到上海由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很幸运，译稿都给登了出来，茅盾还从繁忙的编务中给他寄去了六页纸的一封长信，勉励他向文学方面发展。孙瑜终究没有当成作家。他之所以当不上作家，是时代召唤他奔往了另一条战线。
那是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时代，孙瑜的身上正沸腾着爱国的热血。即是尝试翻译外国作品，他的思想也合着时代的节拍。他翻译的作品，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和英国作家哈代的小说，这是两个文坛巨匠，也同时都是解剖他们那个社会的高明的“手术师”。孙瑜通过翻译这一媒介，企望自己的同胞能从作品中受到启迪，都来拿起“手术刀”，解剖和改造当今的社会。
五四运动前后，那波斓壮阔的岁月，令人难忘。老人回忆起这些日子，依然充满着火一般的激情。那时，北京响起了爱国反帝的第一声春雷，天津也很快地沸腾起来了。孙瑜随着学校里的师生，浩浩荡荡地涌上了街头。那游行、示威的队伍，象大江在呼啸，似长龙在掀腾，街头只听到此起彼落的口号声:“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废除二十一条，”
“我们不愿做亡国奴！”那时，周恩来还在日本，天津的另一位学生领袖马骏组织、领导了这次爱国壮举。但是孙瑜总觉得，周恩来就走在队伍的前面，他浑身进发着热力和血气，顾不得平素的腼腆，在队伍里挥动着拳头，嘶喊着，怒吼着……
此后，孙瑜考进了北京清华学校。回忆的丝线，忽然在这里断裂了。老人的话，嘎然而止，他突然立起身子，走近旁边的书桌，将一本最近出版的杂志递给我们。上面有他写的一首词——
平原漠漠风腥铁，
神州大陆烽火噎。
月黑揽刀环，
听鸡起舞旋里……
好一幅长夜鸡鸣图:黑夜漫漫，朔风凄厉，雄鸡啼鸣声声脆，壮士揽刀起舞…
当年，他不正是这样~位壮士吗?
那是六十年前—一九二一年，他写下了这首慷慨悲歌的词。那时，老一导演还在清华学校读书。清华学校的不远处，就是圆明园，这本是个雕梁画栋、流金溢彩的古建筑群，如今却已经只剩下残垣破壁，满目疮痰了。英、法帝国主义联军的洗劫，葬送了这里的奇园和胜景，中华民族也从此受尽了凌辱。孙瑜在课余曾多次到这里散步。每次，踟蹰在古园的废墟边，他的心便会战栗，身上的血会直往脑门涌来。他实在掩抑不住内心的痛惜和愤憋。一次他从古园遗迹回到学校，那激愤的心情无处宣泄，慨然提笔，写下了“听鸡起舞旋”这首词。那时他还不横得如何救国，只是有一个朦胧的愿望，象许许多多爱国青年一样，渴望着转战疆场的戎马生涯。
愿望总是受客观现实支配的。他终究没有当成兵士。在人生的道路上，需要作出另一种抉择的时候，他想到了电影。他在南开读中学的时候己经悄悄播下了热爱电影的种子，也常常为中国电影事业的落后而感叹。现今他开始朝着振兴中国电影事业这个目标进发。
愿望总是受客观现实支配的。他终究没有当成兵士。在人生的道路上，需要作出另一种抉择的时候，他想到了电影。他在南开读中学的时候己经悄悄播下了热爱电影的种子，也常常为中国电影事业的落后而感叹。现今他开始朝着振兴中国电影事业这个目标进发。
一九二三年，孙瑜从清华学校毕业，踏上了通往太平洋彼岸的旅途。他到了美国。首先进中部的卫斯康星大学，插班读三年级，选修戏剧和文学。二年后毕业，他为没有学到电影而不甘罢休，于是又到纽约去学习拍电影。他的学习劲头，简直使那些美国同学感到不可思议。白天，他在纽约摄影学校学习电影的摄影、灯光、洗印、剪辑、化妆等各种技术，晚上又去哥伦比亚大学选修电影编剧课。在哥伦比亚大学，按部就班地学习要花好几年时间，这对于急于学成回国的孙瑜，很不适宜。于是，他向睡觉要时间，一个晚上同时向初级和高级两种课程进击。这是一种死拼硬打的办法，没有多久，他的脸瘦得如皮包骨头，眼睛也熬红了。但是，学业上获得的丰收，却使他感到欣慰:一年之后，他已经学完大学几年的课程，掌握了拍摄电影全过程所需要的各种知识。翅膀硬了，他要飞回祖国。遥隔大洋，他已经看到了自己在祖国大地上的锦绣前程。
他先是到了上海。在电影事业凋敝、落后的中国，能够拍一些片子的电影公司，几乎全部集中在这个城市。闹市街头，举目可见的电影广告上，那是凶杀斗打的世界，是男盗女娟的领土;武士手上的血腥气，少奶奶身上的脂粉气，男女肉欲的腌攒气，在这人肉市场上，使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头晕目眩，透不过气来。在这病态“繁荣”的背后，更掩藏着一个使孙瑜为之心寒的真相:_上海的电影业因为卖座不景气，电影公司在纷纷倒闭，只剩下“明星”、“天一”等几家公司，奄奄一息，还在勉强支撑着门面。
著名的戏剧家洪深，当时正在明星公司任编导。孙瑜久闻他的大名，便毛遂自荐，寻到了洪深门上。洪深将他介绍给明星公司总经理张石川。
孙瑜在上海举目无亲，临时借宿在北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房间里。此后一个星期，他躲进那间小房间，埋头编写电影本子。那个取名为《潇湘泪》的剧本，写黄浦江上一个渔民受恶势力欺凌的故事，真实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不平。在当时，被武侠、艳情故事垄断了的影坛上，这个剧本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一个星期后，总经理听他读完这个本子，虽然钦佩这位年轻编剧的才华，却拿不出拍板的勇气。在
“明星”碰壁了，热心的洪深便又把孙瑜介绍给“神州”公司。可是赶得不巧，这家公司自身难保，正在筹划着准备停业，经理向他们苦笑着，表示爱莫能助。在上海已无法存身，孙瑜只得冒着酷暑，快侠地回到了青岛家里。
再度到上海，是这一年秋天，那次是专程陪一位亲戚去购买东西。一天在饭店用膳，逢巧遇到了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同学。经这位同学举荐，他幸运地进了长城画片公司，并由他担任编导，把《潇湘泪》搬上了银幕。谁知好景不长，《潇湘泪》拍完才不到半年，长城公司也关门停业了。
踟蹰在上海街头，前途茫茫。可是，他抱定宗旨，一心想搞电影，并无半点动摇;甚至也不愿找门路去另谋职业。不久，万古蟾介绍他进了民新公司(后与华北一家戏馆合并，组成联华影业公司)。从此，孙瑜才真正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
他仍是很执着的。艺术绝不是商品，他决不迎合社会上那些庸俗市侩的口昧，去拍无聊的斗打片、艳情片，以博得廉价的捧场。在联华公司，他接连拍了《古都春梦》和《野草闲花》两部影片，都以进步的思想内容，朴素自然的表现手法，给当时毒瘴弥漫的影坛渗进了一股清新之气。《野草闲花》中，还出现了中国第一首电影歌曲。观众们也看腻了那些千篇一律、质盆低劣的功夫片和艳情片，对这两部痛贬时弊的影片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影片卖座空前，联华公司也由此在上海的影业界红极一时。当时有许多正处于穷途末路的电影公司，从联华公司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也竞相仿效，开始拍一些正派、健康的影片。
访问中，孙瑜特别加重的语气，深情地告诉我们，中国电影事业开始注入新的生命，那是在党领r电影事业以后。他说，从此进步的电影事业才有了主心骨，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三十年代，电影界也正是在党的领一导下，孙瑜拍了《大路》、《天明》、《小玩意》等十几部爱国进步的影片，以进步的思想薰陶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尤其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的，是建国之后与周思来同志的又一次见面。那是在一九四九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在接见会议代表时，看到了孙瑜。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周恩来还记得起这个校友、那个腼腆的小同学。作为旧日友谊的总结，也是对这位爱国艺术家的勉励，周总理当场为孙瑜留下了一行题词:“为中国人民电影而努力”。这预示着孙瑜新的艺术生命的开始。
又一个三十年过去了，老导演开始由他自己来总结一生。这次走访，我们还来不及听到他给自己作出一生的鉴定，但我们已经清楚，这个结论将会是什么。含辛茹苦几十年，心与祖国长相随。这，不正是老人一生所走道路的总结，这是最可宝贵的东西。人可以垂老，最终肉体可以消失，而心与祖国长相随，将永远赋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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