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后期在上海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是党给了我邱财康第二次生命。一九五八年五月什六日深夜，我在生产岗位上被一千三百多度高a的铁水灼伤，烧伤面积百分之八十九点三，三度而积达百分之二十三，生命垂危。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我国医务人员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成功地创造了治愈大面积烧伤病人的奇迹，使我转危为安。从一九五八年到现在，二十三年过去了，我从一个普通的转炉炉长，走上了领导岗位;从一个普通的党员，成为一名党的基层干部。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抢救我的日日夜夜里，中央领导同志给了我亲切的慰问和鼓励，使我增强丁战胜伤痛的勇气。这些难忘的往事，至今温暖着我的心……
我受伤住院不久，周总理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厂视察。他一到厂里，就关切地询问了我的病情，还准备亲自到医院来慰问我。后来，总理因急事回京，临行时，嘱咐厂党委书记陈大同同志代他向我问好。这一年的十一月间，党又把我送到北京进一步治疗，并让我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坐在手推车上出席了大会。胡耀邦同志特地从主席台上下来，同我亲切握手，鼓励我继续与病魔斗争，争取早日痊愈。特别令我难忘的是，医院负责人还向我转达了刘少奇同志的亲切问候，使我十分激动。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谣传我一命归天了。就在这时，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关切地问出席人代会的代表:邱财康怎么样了?上海代表回答:很好，已经工作了。总理和邓大姐欣慰地点了点头，请上海代表转达他们的问候。消息传到钢厂，我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是党，拯救了我垂危的生命，党对我恩重如山，我怎不寸心如潮，思报春晖I
出院以后，我左手被截肢，右手只剩下大拇指。无名指和小指，全身关节儿乎都僵直了，不能走、不能坐、不能穿衣、不能自己吃饭，生活上完全仰赖别人服侍。照理说，象我这样的工伤残废者，可以在家休养，每月领取一笔护理费，经济收入要比上班多。但是我想:党和人民花了那么大的心血把我救活，只要我的心脏在跳动，呼吸不停止，总不能坐吃社会主义;我应该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把第二次生命献给党夕献给社会主义祖国I在这个信念的驱使下，我忍着巨大的伤痛，练习写字、走路、吃饭、穿衣，闯过了一道道生活关。在我的再三请求下，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我终于回到厂里上班了。
组织上把我安排到厂安全科工作。我认识到:抓安全工作，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直接关系到党的威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直接关系到劳动人民的生命安全。党把我安排到这个岗位上，我就要忠于职守，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特别是一九六五年我担任了厂安全科领导职务后，担子更重了。我和同志们一起，在领导的支持和各部门的配合下，抓了安全规章制度的修订、健全和落实，制订了比较完整的安全操作规程，在全厂各车间、工段和一千八百多个生产班组织起一支安全员队伍，做到专管成线、群管成网。每年厂里来了新工人，安全科都要给他们上课，讲解安全知识。我在抓安全工作中，经常下到车间、工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半夜里要是车间发生事故，只要来一个电话，妻子和孩子们就会翻身起床，帮我穿衣、缚鞋带，好让我火速赶到厂里。由于我身上植皮，疤痕部位百分之三十的汗腺不能排泄汗液，所以一下车间体温就会升高;特别是夏天，我的平均体温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头弄脑胀。但是，我不顾惜身体，不计较时间，照常坚持工作。去年五月份以来，厂里举办了班组长企业管理轮训班，至今已办了十四期，每期我都给班组长上三次安全课，大力宣传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在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去年全厂每月平均千人负伤率下降到千分之一左右，取得了少有的好成绩。
搞安全工作，要有很强的责任感，特别是对职工群众要有深厚的感情。我经常叮嘱自己:一个人在伤病的时候，十分需要组织和同志的关怀和安慰。我应该象当年党和人民对待我一样，去关心、照顾工伤职工及其家属，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里。我们厂有个青年轧钢工，在一起事故中轧断了右臂。他十分悲观，对生活几乎失去了信心。我知道后，用自己的切身体会鼓励他战胜残疾，伤愈后继续为人民服务，并教他用左手练习写字。在同志们的关怀下，他终于振作了精神，出院后重返生产第一线，担任了技监员和安全员。还有一次，我们厂有位转炉总工长借到江西钢厂工作时被烧伤。我通过长途电话得知他生命垂危，便立即四出联系抢救、会诊、植皮和接伤员回沪治疗等事项，一连忙了五天五夜，直到把他从江西接到上海，住进瑞金医院后，我才稍稍定心，喘了口气。回到家里，我自己也因劳累过度，发起高烧，病了三天三夜。当我在病中得知这位总工长得救的喜讯时，心中感到十分快慰。
这些年，我经常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大量信件，并在家里接待来访的伤残病人。有的询问治伤的办法，有的问我如何才能战胜伤痛，有的向我倾吐心中的苦闷，有的讨教独立生活的经验。我虽然工作较忙，写字费力，似总是挤出时间，每信必复，有访必答，认真地介绍自己克服困难的体会，鼓励他们战胜伤残，继续为国家出力，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有一次，北京有个青年木工，在操作，卜不慎据断了手指，灰心绝望，住院治疗时儿天不吃饭，想跳楼自杀，了此一生。当时，我同他在一所医院治病，很理解他的心情。我用右手仅剩的三个手指端了饭菜送到他的床前，体贴地安慰他，并把社会主义社会里处处有温暖的新人新事讲给池听。这个青年见我伤残得这么厉害，还那么乐观，听着，听着，慢慢地流出了眼泪，拿起碗筷吃饭了。经过多次谈心，他终于振作了精神，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他出院时，特地买了前门牌香烟送给我。我婉言谢绝了，说:“你不要谢我，应该感谢党，感谢社会主义制度。”
二十年来，我抱着病残之躯为党工作。有些同志见我早出晚归，日夜奔忙，好心地劝我早点退休，特别是我那七九届的小女儿毕业后，劝的人更多了。我觉得，儿女们的前途要靠他们自己争取，父母不能包办。何况厂里还需要我，我怎么能离开自己的岗位J我决心牢记自己二十三年前的誓言:为党工作一辈子，把第二次生命献给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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