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我对数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我看那些数学书的时候，发现里面很多定理都是用外国人的名字命名的。比如:勾股定理，是以外国人毕达哥拉斯的名字命名的，叫毕氏定理，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叫维达定理，二项式展开，叫牛顿二项式定理;直角坐标，叫笛卡尔坐标;还有什么西摩松线、密国尔点等等。这一类名称在书上相当多，但却看不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我就想，为什么中国人的名字就不能写进书里?艺难道中国人就天生不如外国人?宜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新中国的青年应当立志对数学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我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钻研，使中国人的名字也能写在未来的数学书里。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立志要毕生从事数学研究工作。
一九五六年，我考取了北大数学系。我在那里学习了整整六个年头。在这个阶段里，政治运动比较多，去农村和工厂，花去了不少时间，但时间再紧，我也没有忘记学习。一九六0年下半年，我们有相当多的同学到武汉南边的一个叫蒲析的县城，那里有个工地，是长江三峡的试验坝。我们去主要是劳动。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开始，那里没有食油，蔬菜很缺户主食定量也低，而劳动却很繁重。但是，生活条件再艰苦，我还是坚持学习，利用早晨和晚上休息的时间看书。我带去一本有五、六百页的大厚书，名字叫《数学弹性力学的几个基本问题》。我在那里劳动了三个月，尽管看这种书当时在舆论上遭到反对，大工棚又只有一只二十五瓦的灯泡，光线很暗，条件很差，但我硬是利用早晚的时间把它读完了。我自始至终有一个信念:多学点知识，对党的事业，对国家的建设，对个人水平的提高都是有好处的。
一九六二年，我到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为我国著名的数学家熊庆来老教授的研究生。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我学习和掌握了函数论的一些专门知识，并开始做研究工作。临近毕业的时候，十年动乱开始了。但我认为，我受到党和国家二十多年的培养和教育，又把我放在科学院的工作岗位上，就是要我从事基本理论的研究，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应当做好本职工作。虽然压力很大，我的研究工作还是一直坚持了下来，在函数值分布论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九八一年，在科学院学部大会上，邓副主席曾经关注地问起学部委员中中、青年委员的数目。我虽然是最年轻的一个，但到底也四十二岁了。这件事使我感触很深。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是多么关怀，祖国的“四化”建设，是多么需要这样一批人来发挥作用啊!但是十年动乱的破坏，使中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成长远远跟不上国家的需要。我们国家的发展要能跨进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对中青年科学家的培养和使用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在国内，很多人都把我看作是青年数学家。我去欧美一些国家，到过二、三十所大学，我每到一个地方，并不觉得自己年轻瞥因为，在美国、西欧夕很多出色的学者，也就是三、四十岁，当然也有老一点的，但三、四十岁的相当多。我遇到很多大学的数学系主任，也只有三十多岁、四十岁左右。十年动乱，使我国中年科学家没有能顺利成长，青年科学家十分缺乏。我们要把培养青少年作为一项重大任务，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培养条件。中国科学的发展，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归根到底，寄托在青少年身上。所以，我们侮个科学工作者，除了从事本身的科研工作以外，还要为培养青少年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正在着手研究一项新的学术课题，以便让我们国内其他同志，比如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年轻同志去从事研究。
“寄希望于中青年科学家。”祖国和人民期待着我们能为“四化”作出贡献。我想，象我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党的培养，没有祖国和人民给我提供那样好的学习条件，没有老师的教育和帮助，是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的。党和人民给了我知识，我要把知识献给伟大的祖国。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一定要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在科学的征途上，争取优异的成绩，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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