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七七 ”有关的作文
来源:文题网
时间:2024-11-22 03:04:15
《七七的周末400字》
今天风和日丽,阳光真晃眼,七七准备背上她心爱的小书包去外面看看。
七七一边走着路一边自拍,嘴里哼着歌:“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她看到一条小路通往油菜花田,就走了上去。
不知怎么回事,一群牛挡在了七七的前面,还很悠闲,哞哞地叫着。
七七弯着腰笑了笑,礼貌地说道:“牛兄,我要过去,你能让一让吗?”
牛非但没让开,还瞟了个白眼,“哞哞”叫,心里想:这人说啥呢,我咋听不懂。继续向前走。
七七怒了,纵身一跳,骑到牛背上,说:“你不走就不要怪我不仁慈了。”七七解开围巾,打起牛来。
牛一惊,开始反抗了,上下不停跳动,一甩,就把七七弄下来了,得意地“哞哞”叫。
七七一个跨步,又骑上了牛背,急急地抓住牛的角,向上拔,疼得牛大声惨叫。
牛生气得用头顶树,想让七七快点下来,开始奋力逃跑,使七七坐立不安。
七七往后靠了靠,抓了下牛尾巴,牛一个飞踢,把七七弄到了天上,七七在天上,双手合十,使出了如来神掌。
结果牛没有中招,反而使出了牛群之首的绝招“牛顶冲天”,将如来神掌顶了回去,“哞哞”叫起来。
七七被如来神掌击中后,进了手术室,没想到主治医生是小病变大病的肖恩,他说:“腿没用……!”惊得七七下巴都掉了,以后再也不敢去油菜花田啦!
《二零七七》
夜晚的都市在雨天中有着别样的美感,霓虹灯的色彩被倒映在钢铁路面的水洼上,路上行人熙熙攘攘,与以往不同,这里是二零七七年的赛博化城市。
由于多年前某国的核污水污染了全球的水源,普通的肉体早已无法承受辐射造成的伤害,于是,一项职业由此诞生。它就是——义体医生。既然提到,那就自我介绍一下,我正是一名义体医生,和旧时代的医生不同,我们没有药物,只有一个又一个的零件仓库。我们只负责改造不治疗,人们也会更加长寿。我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如此安定的生活,忘了补充,我们并不会害怕雨水,只怕一堆并不真实存在的代码:电子病毒。
在二零七七年的世界,所有人都会安装义体,但它们都有相关的程序,如果被外界扰乱,会面临崩溃,义体的主人会感到不适,如果在有限的时间里得不到杀毒的代码,义眼会渐渐黑暗,再动弹不得。除非有人发现你,久则只有等死。
多年以后,一种新的电子病毒代码被人为制造,城区有大部份人已被感染,但杀毒程序也被制造好了,我却因为工作忙碌无法抽空去购买它的软盘。直到一天,我行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身后突然蹿出一个人向我冲来,他抓着一个电子病毒软盘对我脖子上的接口插了一下,霎时,我觉得头昏脑涨,发觉不对,便向最近的医疗站冲去,可无奈路程太远,我奋力奔跑却始终不见它的踪迹。
义眼中的画面渐渐错乱,一条条故障代码浮现眼前,身体也变得僵硬无法动弹,在一番挣扎后,我眼前一黑便没有了画面,一头倒了下去……
《演戏的事》
上大学的时候真是疯。我们这些七七、七八级的学生在考进北大之前,大都已经在社会上滚了许多年,手上厚厚的茧子,脸上淡淡的皱纹,可那童心就像久被关在瓶子里的魔鬼,一放出来,膨胀得可怕。读书要拼命,玩起来也要拼命。什么野炊啦,自行车旅游啦,办刊物哇,搞文学社呀,闹腾得很。到了大学三年级,我们突然决定,要演戏了。 记不起谁最先提起这个事的。好像是校学生会来了个干事,说年底要进行北京市高校学生话剧汇演,问我们谁会演戏。演戏有什么会不会的,不就是敢不敢上台的问题吗。我们回答得很冲。两年多的大学生活,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已经在全校出了名,外面光传我们中间有多少多少能人,多少多少才子,连出小戏都演不了,不叫人笑话啦。再说,演戏本身是件极新鲜,极热闹,极开心的事呢。 听说我们要演戏,好多人给我们送来他们写的剧本。我们选来选去都没有太中意的,只得先定下两个,一个叫了海滨来客》,是外系学生写的,一个叫《美丽的爱情》是班里同学李春写的。
《海滨来客》讲的是一位部长的女儿到某海滨她父母旧日的老部下家中度假。消息被一伙匪徒得知,他们拟定了一个劫持计划。女匪首亲自出马,化装成部长女儿的模样,同时出现在那个老部下的家中,两个姑娘真假难辨,闹出一连串荒唐、滑稽的笑话。我演真的部长女儿,黄蓓佳演那个假的,由于台词写得不甚合意,我们决定每个演员根据情节即兴创作。结果,到了正式演出,每演一场,台词都有一定的变动,这随机应变而产生的火花,常给人妙语横生的感觉,逗得观众乐不可支。记得当时观众最喜欢剧中那个警察的角色。他是由新闻专业的杨迎明扮演的。杨迎明很壮实,高身量,黑而胖,穿上一身警服,歪戴帽子,一口地道的京腔儿加俏皮话,一举手一投足活像个国民党兵痞。只要他张嘴说话,台底下便拍手跺脚,反应极其热烈。就连其他演员也常被他弄得忍俊不已。
演戏是最忌“笑场”的,万一哪个演员在关键情节“扑味”笑出声,买卖就砸了。所以我们不止一次警告杨迎明“悠着点儿”。不过这也真不容易,甚至挺痛苦。比方说戏演到尾声,有一情节要求女匪首掏出手枪对众人进行诱惑、恐吓。我们每每看到黄蓓佳摸着一把玩具手枪张牙舞爪,心里都笑岔了气,只好拼命忍住,坚持到大幕拉上,才抱着肚子滚倒在台子中央。《美丽的爱情》也是部小喜剧,角色大都是由我们班上的同学扮演的。演员演得很松弛,本子的生活气息也较浓,所以剧场效果相当不错。这两部戏连演了一个星期,场场“爆满”,我们都很得意。 好在我们并没有被初步的胜利冲昏头脑。
我们明白,这两部戏仅仅流十“闹”的形式,演员开心,观众也开心,其他方 ........................ 班扭肠拼犯妞扮翻口且妇抓且月翻具演戏面却幼稚得很。真要把这种戏推上去参加大学生汇演,未免 “丢份”。正当我们愁得厉害的时候,班里同学陈建功自告奋勇,答应专门为我们写个本子。 陈建功在学校可是有名人物,小说写得好,全国得奖,为人又稳重。他曾搞过话剧、电影剧本,写部独幕剧,当然手到擒来。我们眼巴巴盼着,觉得那几日他的表情格外严肃、认真。 剧本脱稿,名字叫“良心”。我们传阅一遍,一致首肯。剧本反映的问题在当时看,是较尖锐的。 一个和睦的家庭。慈父娇女,姐妹相爱。然而,这种温馨气氛却因一位上访的瞎老人的出现,被破坏了。老人是为自己二十多年前蒙冤而死的女儿上访告状的。面对瞎老人的哭诉,在某政府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父亲显得神色惶惑,原来,他就是二十多年前制造那起冤案的元凶。能够揭露这个事实的惟一证据,是老人女儿留下的一封信,围绕着这封信,故事展开了 ……显然,这个剧本的政治性很强,但它又不是生硬的说理,而是以情感人,所以具有相当吸引力。大学生的神经是最为敏感的,我们在创作冲动之余,深知这个剧本将在观众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响。 角色定一了。曾在《美丽的爱情》中扮演父亲的刘志达,在这部戏里仍演父亲,从没演过戏,但浑身都是文艺细胞的李彤,承担了瞎老人的角色,黄蓓佳演姐姐,我演妹妹。
排练没有开始,学校里已经纷纷扬扬传说七七级文学专业新搞的话剧如何如何。每次对台词,无论地点在哪儿,都有人赶来旁听,弄得我们怪紧张的,也格外卖力。不过,对这个戏最上心的还属陈建功。他是排练的必到者,核心人物,常对我们提出想法和要求,使我们对他的话不得不做深沉状。为了增加我们的悟性,陈建功专门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请了一位老导演给我们排戏。 老导演抱着胳膊坐在台下,我们一段段地演给他看,不时被他叫停。“你应该这样,这样……”“应该自信,放松,认为专业演员也不如自己……”我们似懂非懂地点头,可要立马儿在这位真正的导演面前建立起超过专业演员的优越感来,还费点劲儿。那位导演对李彤的表演最感兴趣。他叫住李彤,询问李彤看过几回话剧《茶馆》。李彤答,七、八回吧。他点头,称李彤的表演活脱《茶馆》里于是之的模样。
我们细看,果然偷了《茶馆》最后一幕里那位穷愁潦倒的老掌柜的形神,闭着眼听,简直可以以其之假,乱于是之之真。我们惋惜于是之没能看我们排戏,不然,他定会为自己多了个传人而高兴。 戏排好了,贴出老大的海报。学校领导,学生会干部和许多中文系老师都来看我们的首场演出。办公楼礼堂坐得满满的。我们从幕缝中偷偷向下瞥,心里的滋味竟和前几次演戏大不一样。音乐起,大幕缓缓拉开,我觉着我的腿肚子开始哆嗦了。戏演了一会儿,我发现“爸爸”和“姐姐”的情绪也都不那么正常。刘志达说着说着,竟然忘了回台词,急得我和黄蓓佳直眨眼睛。好不容易,握到假“于是之”上场了。他一露面,就跌跌撞撞地扑向刘志达,喊了声“首长”。刘志达扶住他,说:“不要叫首长,叫同志吧。”“是人就是我们的首长啊!”李彤的话音刚落,台下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们都惜了。来不及细想,仿佛打了针吗啡,我们顿时来了精神。往下一切都顺顺当当的。一个个的自我感觉那份儿好,到剧终时,每个人都快演“疯”了。台下反应和我们一样热烈,几乎隔不多久,便有一阵掌声。演出结束后,我们走下台,看到谢冕、陈贻掀、马振芳等几位中文系老师的眼里都嘀着热泪。当然,还有我们的班主任张剑福,他平时最怕我们翘尾巴的,所以总敲打我们。
这回他却讲了许多鼓励的话。 我们一共在学校演了四场。那几天走到哪儿,都听到有人议论我们的戏。 大学生话剧汇演的日子到了。我们一大早乘车来到中央戏剧学院。已经是十二月底,天气相当冷。我们裹着大衣东跑西颠,打听化妆室在哪儿?一共有多少学校参加汇演?评委是准?中午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一切没有明确答复,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进化妆室。因为占用的地盘大小和别的学校争执了几句;又因为把我们的戏排在靠后面,下午才能演,我们冲汇演工作人员嚷嚷起来。明知嚷没用,可还想嚷几句,仿佛这样才能稳住神儿,心里才踏实。看看别的学校,不得不承认人家的气派:全套的化妆用品,专业的化妆师还带着电吹风。新做的行头,衣服拎起来连个褶儿都没有。布景是一流的,做道具用的豪华沙发得四、五个人抬。我们呢,衣服是家常的,布景只有一张方桌,两把椅子。
往好里说,是现代派;往坏里想,是穷酸。 终于轮到我们上场,我们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了,仍觉得效果没有学校时好。谢了幕,我急着问陈建功,“怎么样?’’“不错,不错。”听他答话,我却感到言不由衷。卸妆的时候,有两个学校跑到后台向我们要剧本。见他们那样诚恳,我们才稍稍恢复了自信心。 汇演结束了,评选结果要待一个星期后揭晓。我们回到学校,面临紧张的期末复习考试,一时也顾不了其他的事。可消息还是不断传来。听说我们获奖了,一等奖,有奖状,有奖品。又听说对我们这个戏有争议,政治上太露骨,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后来,传说电视台要转播我们的戏,我们都兴奋一阵。等来等去音信渺茫,我们便凉下来。演戏毕竟是演戏嘛。 离开北大到出版社当编辑已经好几年,经常天南地北地出差,免不了碰上几个校友。知姓名的,面熟的是少数。可只要他们提一句“过去看过你演戏”,我心里总要“坪”地撞一下,好像是发生了感情共振,忍不住要抓住对方,亲热地“侃”一番:那时我们在北大如何如何…… 王小平女,上海人。1956年8月生。197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197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编辑。
《随想杂记》
自“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后,不过六年,“七七”事变发生了,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向全中国。7月27日日军攻廊房,28日攻南苑,30日平津陷落。从此开始了八年的抗日战争。
师大附中是座有名的学校,随着平津陷落,师大附中也被日军侵占。操场成了日军养马场,尘土飞扬,马粪遍地,道路毁坏,大量马匹不时进进出出。
1937年9月师大附中成立校务维持会,举行考试,录取了初中一年级新生108名,但学生中因种种原因未能按时报到的至少在20名以上,例如有的迫于生计弃学打工糊口;有的随家人内迁;有的则不愿进被敌人占领的学校而转学……
我们是1937年人学,在校六年,1943年高中毕业的。在这六年中,我们目睹日寇的残暴,亲身感受遭奴役的痛苦,不时发泄仇恨,从中我们也逐步觉醒到;应该努力充实、锻炼自己,争取最后胜利的早日到来。
五十多年瞬间过去了。中学时代不少事情,深深刻印在脑海里,到今难忘。
(一)
人学后不久,各班受命都要翻桌倒柜,找出学生自治会尤其是“民先”队的文件、资料以及图章等,全部交上去。这意味着日寇的魔爪已伸人教育领域,矛头已指向革命的青年组织。
大操场被日军占领,一年一度的全校运动会从此停办。
我们进学校得走西河沿的北便门,或厂甸方向的南门。因为西门已被占用。
课间休息时也只能到南院的小球场,打打篮球、排球。
不准听短波广播。收音机都要送检,有短波段的全部被切除。日本法西斯对占领区的统治和奴役是无孔不人的。
(二)
师大附中校训原为“诚爱勤勇”,“爱”者首先是爱祖国,爱人民,在日寇眼中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为此,1938年7月学校当局被迫将校训改为“诚敬勤勇”。
地理课本是敏感的教材。万方样(致和)老师原决定用他本人编定的《地理》教科书,只嘱将某页某句删去、更改。但不久仍被告知,须一律使用统一印制的教本,不得违反。
历史课本亦采用统一教材。其内容仅限古代。不能涉及近代史,尤其是现代史的内容。
初三以上班级增加日语课。由日本人直接讲授。同学们无奈,只得应付。
修身课采用《论语》一类古书。
此外还进行什么“集团教育”。在操场上列队走步,定期检阅,实质是“军训”的开始,为其扩大兵源做准备。
又举行什么“防空演习消火。”这是预防中国空军的袭击,而用中国人做奴隶,来保护侵略者本身的诡计。
(三)
国文老师梅贻瑞(仲符)在我们初一年级入学第一天,给我们上了在沦陷区生活的第一课。他讲课时感慨万千、悲壮沉痛。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注人爱憎分明的情感,印象颇深。
英语老师徐文异(弼光),上课时讲了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竞选,讲述了列强之争,世界各处对日寇侵华暴行的反应等等,大家最关心的时事。
地理老师万方祥(致和),上课时给我们讲解当时北非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在当时,这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他的讲话大大启发我们青少年的正义、爱国及反法西斯思想。日寇却要万般堵杀。后来因日寇迫害,老师出走,到了抗战后方。
英语老师吴定治(文仲),在日寇占领时期,在办公室里经常讲起内地传来的,及欧美广播中的抗日战争的消息。隔壁房间有日籍教师,他毫不顾忌,正气凛然,令人敬仰。
英语老师刘世华(祝三),谈到祖国多难时,每每流泪。他每日从什刹海住家到附中授课,往返车费要花去几乎全部月薪,但他仍坚持教学,他认为“不教好学生,于心不安”。
日寇侵占平津后,附中几个月都没有经费。老师们在没有薪金收人的情况下,忍受艰苦,用自己的积蓄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保证照常上课,使学校教学秩序照常运转。敬爱的老师们对学生、对学校,对教育事业、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负责精神,何等崇高,何等伟大!
(四)
沦陷区物资缺乏,物价高昂、民生困苦。大部分同学中午自带午餐。还有不少同学到校门口的正兴斋饭铺买窝头、花生米、咸菜。边吃边聊,戏称之为“窝头饭团”。
沦陷区现代科技信息交流困难,文化书籍甚缺乏。同学们渴望读书,走访书肆,则古书古籍比比皆是。为此,博览书法、音乐、美术书籍,使一些同学后来发展成为书法家、音乐家、美术家。
(五)
对修身课,同学诸多不满。初三时韩文轩同学写了一个纸条放在讲台上。修身课老师看到后默然不语。其后,再也没来上课。高二时也发生类似事,表达了同学们的愤恨不平。
上地理课,难免激发同学们“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毕业歌》词)的悲痛。高一时也发生了罢课的事,最后由张景华(慕之)老师来接替前任而了结。
在礼堂上音乐课。平时校内不论课前课后,均异常寂静,听不到喜悦的歌声,更没有欢乐的笑声,沦陷区的天空是那样的低沉,气氛是那样的郁闷。一些高班同学在音乐课上表示不满,既不歌又不唱,作出无音的抗议。
(六)
我们在校六年中,班级里有一半多的同学由于多种原因离校。庄惠辰(琛)、王顺成同学结伴成行,克服种种困难,奔向大后方。曹德孙同学与其弟惠孙也同去大后方,不幸,惠孙遇难牺牲。唐曼候(张人道)同学初中转学,1943年高中毕业后即偕两个妹妹去解放区,后担任交通员,经常来往于北平、解放区间……
沦陷区生活条件恶劣,医药欠缺,以致金保同同学患脑膜炎、蒋毓乡同学患伤寒、褚师渊同学患肺病等,均未能医愈,英年早逝。
1993年,在我们离校50周年时,我们以近古稀之年又回到母校,与一些同窗团聚一起,既兴奋,又激动。毕业以后,大家历经艰辛,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奋斗了44年。如果说我们还是为人民做了些有益的工作,这工作能力的胚胎形成应追溯到母校附中启蒙教育时代。饮水思源,深深感谢母校老师的辛勤教导,怀念母校传统的熏陶。
当今天母校建校95周年之际,衷心祝愿母校永远朝气蓬勃,永远保持并发扬优良传统,为祖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