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1947 ”有关的作文
来源:文题网
时间:2024-11-05 21:45:33
《回忆我的启蒙老师》
1947, 1948年间,我在贝满女中读高中的时候,家住东华门25号,离北大仍然很近。记得我到北大民主广场参加过 “抗议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被杀害”的隆重集会,傍晚时大会被军警包围,还有警车开进广场;我参加过“抗议逮捕贝满女中教师陈琏、田冲”,“抗议逮捕燕京大学女生龚理康”等罢课斗争;参加过“反美扶日”、“声援东北流亡学生”等游行;我还到北大的一个新诗社和大学生们一块朗诵新诗;聆听过樊弘等名教授演讲。最使我难忘的和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我在北大参加的一个读书会。 1947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们五个中学同班同学 (游润祥、刘良玉、王文华、郭德篇和我)到北大民主广场上的灰楼女生宿舍,在地字楼二层东头的一间屋子里,也就是中文系女生丁化贤所住的那间宿舍,大家围桌而坐。丁化贤说读书会就从这一天开始,先学习社会发展史,再学习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然后她向我们介绍一位年纪较大的男士说:这是法律系三年级的汪自得,他辅导我们学习,会给我们清楚地讲解各种问题。
我抱着极大的兴趣参加这个读书会,每个星期天,不管刮多大的西北风,下多大的雨或雪,我都准时到北大去。汪自得非常认真负责地指导我们学习,他按照从猿到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顺序安排了一系列学习单元,每个单元他都写好学习提纲和学习书目,为我们作很有准备的讲解,然后让我们提问题,大家一块讨论,最后由他作总结。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完社会发展史,我觉得脑子豁然开朗,在讨论人生观问题时,我立志要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实现人类的理想— 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我为自己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而异常高兴,感到自己思想充实了、精神振奋了。 寒假中丁化贤约我们到她家里去过年,是在北新桥的一个四合院子里,除了我们几个中学生,还有北大的一些同学。
大家一面包饺子,一面说说笑笑,好不热闹!突然丁化贤大声地说:请王连平和华顺表演“兄妹开荒”好不好?大家齐声说: 好!并且鼓起掌来。于是他俩立刻简单地化了装,就认认真真地边唱边跳起来。记得在餐桌上,汪自得建议大家作一个“忘我”游戏:每个人轮流说一句话,但不能说“我”字,谁说了 “我”字就要受罚。这个游戏节奏很快,很紧张,常常要出错,可见“忘我”之不容易,然而要作“革命者”,怎能不努力做到“忘我”呢! 1948年春,我们开始学习列昂节夫所著《政治经济学》,仍然是汪自得给我们作讲解。但是,好景不长,汪自得不能常来以至根本不能来了。不久,丁化贤也“走”了(“走”就是去解放区),临走前她介绍我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要我在中学里开展读书活动,并对我说:“相信你是坚强的,会有人再同你联系。”
在北大的这个读书会虽然停止活动了,我们自己的读书兴趣却继续下来了,我读完了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又自学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唯物辩证法人门》、尤金的《新哲学大纲》等书。这个读书会虽然停止活动了,北大民主广场旁的孑民图书馆却向我们开放着,我常去借书:《大江流日夜》、《冀东行》……还常去领取诗刊等等油印宣传材料,带回中学给同学传看。这个读书会停止了,贝满女中的一个个小读书会却活动起来了,在星一期天的教室里、在校园的草地上,三五个同学围坐在一起,读进步书籍,讨论各种问题。 “民主青年联盟”像滚雪球似地壮大起来,成为团结广大同学,组织“应变”、“护校”和迎接北平解放等活动的一支力量。
丁化贤走了以后,果然有一位北大中文系的女生屠一卉来我家找我了,她每次来都带一本书给我,我很快看完就还给她,记得有《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新土地大纲》等,然而这些书的封面却是 ((}残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屠一卉勉励我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叮嘱我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她同我保持联系直到北平解放前夕。 北平解放后不久,在市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看到了汪自得,但是人们都称他为“项子明同志”,我跑上前去问他,他笑着说:“汪自得是我的化名。”他成为北京市领导以后,我再也没有同他联系过,so年代他回到北京大学当党委书记,也很少有见面机会。当我听说他已“离休”时,曾去他家探望,与他谈起四十年前的读书会活动,仿佛还历历在目。不久他去世了,当有人建议为项子明同志编一本纪念文集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立刻写了一篇短文:回忆我的启蒙老师汪自得。
《光辉的师大附中“冈底斯”排球队》
1947年的初秋,暑假刚过开学后,一个排球队在师大附中的校园里出现了。十几个50届的同学,个个穿件印着“冈底斯”三个大红字的白背心,背后一个大红号码,很褪眼地活动在学校的排球场上。那时排球兴的是九人固定位置的队形;三排各三个人,每人固定岗位,要练就各自岗位的独自打法。50届的校友有着爱好体育运动的传统,并且有着各个方面的体育人才。当他们在初中时,就出现了擅长足球、篮球、长跑、跳高和“虎伏”(滚环)等人物。并且曾经组织过垒球队和“海波”排球队。他们是受着附中盛行体育之风的影响,更是直接观摩到高级班排球名手李章、刘毅、李祖培和丁原章等又强又帅的打法,于是在张慕之地理老师讲课的印象中,他们中的几个人找到了“冈底斯”这个大山的名字,就作为排球队的队名。冈底斯山脉介于喜马拉雅山脉和雅鲁藏布江之间。山体巍峨,名字响亮,作为排球队名,是其威震环球之义。教务处丁金藻老师书写的刚劲有力而又洒脱秀美的三个大字,立刻就映人了全校同学的眼帘妥并且不久又传播到北平的社会之中。“冈底斯”排球队是一个自发、自觉、充满生气、斗志昂扬而又十分团结的球队。他们利用课余和假期的时间刻苦训练:既练集休攻守,又练个人球技,更练每个人所守岗位更具特点的打法。如:赵树纬是头排中优秀的二传手;他与头排左右的张慕、宋尔增和朱昌寿配合得很好的快板打法;二排中丁原洪、孙延禄出色的照应全场;二排左右孟寿山、吕恩民强攻硬打的猛虎作风;三排孟庆辉、张津生和杨承汉固若金汤的防守,和多半能供好一传的进攻保证等等。就这样,全场九个队员结成一体,生龙活虎一般对待每场球赛。附中校方把“冈底斯”排球队也视为校队,委派冯炳麟体育老师做为球队教练。
“冈底斯”排球队在校内打出一点名气之后,就试着打进社会。先是在中学范围内比赛,进而与对门的师范大学比赛,后来就多次到府右街的电业局与社会球队打球,还曾和东北流亡学生“铁血”队打过一次球赛。有过一次远征是去清华园与清华大学的“金刚”排球队赛球。最值得一提的、最精彩的、也是最辉煌的一场球赛,是在艺文中学(后改名二十八中,现与六中合并,改名长安中学)与当时名震北平的“振亚”排球队进行的比赛。当年享名北平的篮球队叫“木乃伊”,而排球队的巨头就是“振亚”。我们“冈底斯”排球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披挂上阵之后,各个视“死”如归,以气冲臂汉之势,打旅了这场比赛。当时不单是本届和本校的同学前去助威,艺文中学也有不少的同学驻足观阵,并且校园的墙头上还趴满了隔壁六中的学生,场面十分热烈。在那场比赛中,头排的快板儿进攻,首先打乱了对方的阵脚,接着二排的大力扣杀,个个落地开花;孟寿山跃起的扣球,就砸在对方头排队员的脑后,落地铿锵有声。三排的张津生和孟庆辉,飞身鱼跃,满地翻滚,救起了不少的险球。当比赛的结果是“冈底斯”队胜了“振亚”队时,师大附中有支厉害的排球队的名声立刻传了出去,同时也在师大附中的校内,引起一阵相当强烈的震动,对开展师大附中的体育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冈底斯”排球队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大约在1948年的时候,“冈底斯”排球队与清华大学的“金刚”排球队的比赛就败得很惨。客观原因一是长途骑车已很劳累;二是不适应清华大学室内体育馆的比赛环境,又是客场作战;三是那天人手也不齐全。总之,那次是技术上和心理上都是处于劣势的一场比赛。不过,让我们“冈底斯”排球队也位得一个道理,就是:山外有山,能人背后有能人。
1949年的北平已经解放了,“冈底斯”排球队的头排、二排和三排中都有几个队员提前离开了学校,或是提早考人大学,或是进人社会工作,这样,“冈底斯”排球队就随着它的成员的中学毕业而解散了。但是,这个球队的成员,到了大学以至后来到了社会,都能把“冈底斯”排球队的种子,播撒到新的土地上,继续发芽结果。张慕津、吕恩民、宋尔增等五人考人清华大学后,校中就传出师大附中“冈底斯”排球队的“五虎上将”来了。赵树纬参加过华北区和全国运动会的排球赛。吕恩民工作后,参加了东北电业代表队,还曾参加过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的排球赛。宋尔增参军后,还参加过沈阳军区空军系统的排球赛。杨承汉参加过北京石油学院的排球校队。“冈底斯”排球队中最为突出的队员当数孟寿山,他的平拉开和半快球,几乎可以个个得手燕分。他还从“振亚”队的毕松龄、杜克礼的打法上,学会运用腕力和转弯变线的技巧,这是我国排球技术的早期发展。他在北洋大学参加过全国排球比赛,与二传手李安格(为我国早期国家队队员)配合默契,并舜到教练马兽伟的指导,受益匪浅。孟寿山大学毕业后,,曾代表辽宁省队、吉林省队参加比赛;还曾任市级业余队的教练和特邀裁判。他一直打到60岁退休前最后一场的告别赛。
“冈底斯”排球队是师大附中校史上,曾闪越过光彩的一颖体育之星。它不但筑育了当年学校里的体育风气,它还在那个年代里,在京华地区发扬了一种拼搏精神。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那些“冈底斯”排球队的队员们,仍有多人健在,至今仍然活跃在各个战线上。他们享受到了往日重视体育运动的实惠,不是也能够看出他们在德、智、体方面是注重全面发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