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扩大 ”有关的作文
来源:文题网
时间:2024-11-03 00:25:47
《老校工》
让我们班主任来领?这不明明在蓄意扩大事态,让班主任来教训我们!于是我装出一副可怜相说:“大爷,我们今后再也不在教室前打排球了……”
“不行!‘不在教室门前打球’,你们说过一百次了。”他打断了我的话,怒视了我一眼,把放下的报夹重又拿起来,并且埋下头去,表示事情再也没有调和的余地。
我真想米个“不宣而战”,强行把球抱走,然而在老校工的威慑之下,只得悻悻离开传达室。
后来班主任出面了,我们向老校工道了歉。球当然要了回来,可是再也不能在教室前过球瘾了。“积习难改”,我对老校工的反感自然与日俱增。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宿舍的灯抱突然坏了,我因为有衣服要洗,所以拿着灯泡到保管室去换。可是不巧,保管员回家了,看来今晚是洗不成衣服了。我在回宿舍的路上,发现传达室的灯亮着。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该去气一气那个老头儿。于是我推开了传达室的门,老校工正戴着花镜在灯下补一件破衣服奋他听见推门声,抬起头问道:“有事吗?”
“大爷,我们宿舍的灯泡坏了。我去换灯泡,可保管室里没有人。今晚有好多没有回家的学生正等着洗衣服,有的还要着书,你把你这里的灯抱借给我们用用吧!”我装作煞有介事的样子说道。
“灯泡坏了,真的吗?拿来我看看。”老校工接过了灯泡,看了看,“嗯,是钨丝断了。”
说着,他把坏灯泡放到桌子上,又取出了一截快用完的蜡烛,点着了,放在桌子上。然后,他真地去拧灯泡了。我突然感到不安起来—老校工不也在缝补衣服吗?
电灯灭了,屋里顿时暗下来,只有蜡烛在蝎尽全力辐散光明。老校工颤巍巍地向我走来,他把拧下的灯泡递给我,声调极平和地说:“拿去吧!”
我没有勇气去接,慌忙说:“大爷,不用了。你这里也离不开灯,我只不过是说一说。”
“拿去。”他把灯泡塞进我手里,“我这里有蜡烛,有手电筒。
我手里握着仍在散发余热的灯泡,一股暖流从我心底一直升到脸上,烧得我的脸火辣辣的。我呆呆地站着,不知怎么办好。我感到我做了一件世界上最荒唐的事。这时我才第一次悟出我过去对老人的怨恨是多么不应该。
老人又一次催促我离去,我拿着灯泡冲出了传达室,竟没有说一句感激的话—或许是我不愿让老人看见我眼里闪出的泪光。
我在传达室门外停下来,又转过身去,深情地看了一眼那狭小的传达室。我看到了老校工那瘦小、模糊的身影,看到了那一截正在散发光和热的蜡烛……
《校园内外》
随着民青组织的逐步扩大,学校领导给民青支部的任务也越来越多,并要求从校内走出校门以外,诸如重大节日的街头秧歌队,以及化妆讲演(宣传时势)等活动,都能看到民青盟员们那朝气蓬勃的身影。新干校的大横额挂在哪里,父老乡亲们跟到哪里,扭罢秧歌讲形势,总会博得阵阵热烈掌声。晚上回来,大家宛如凯旋归来的战士一般,激动不已,久久不愿入睡.
到居民组访问,也是政治指导员给民青盟员安排的锻炼机会,访问内容是“附近驻军有无借物不还的现象”。我和李峥同学到五区去访问,走了五、六个居民组也没有人说存在军人借物不还的情况,最后到第七组时,发现有违纪现象,赶忙记录下来,回校后抓紧向指导员汇报,受到了他的表扬,说我们俩采访比较深入。这对后来的新闻报道工作,是个很好的演习。
1947年9月23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是我们赴“胜利报”的同学,和去乌兰浩特“内蒙古自治报”的同学一起离开齐齐哈尔市奔赴工作岗位的一天;也是沿着新干校为我搭就的桥梁,踏上新闻工作这一康庄大道的起跑线。就在离开齐齐哈尔市火车站的一瞬间,分配到“嫩江新报”的同学们,赶来相送,当时被黎大队长抓拍下来的这一历史镜头,已经永远固定在那个珍贵的时刻.时光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依样如白驹过隙般地流逝.从那时开始,西满新干校的民青支部活动,也就此告一段落,并以自己特有的姿态,在我党所领导的青运史上写下了可纪念的一页。
《严谨的组长》
锦州解放以后,省辖范围扩大了,辽北、辽西合并,报社迁往锦州,称《辽西日报》.1950年,春暇花开的时候,组织上通知我到农村组当正式编辑,我的编辑组长是肖白门同志。这是一位要求相当严格的领导,不仅审定我们编辑的稿件,他自己也同样分担着具体编稿任务。当时,正式编辑的定额是每天2000字,还要及时处理通讯员来稿。开头,我总是先挑有分量的稿件,单编几篇,很快就完成任务,对一些零碎小稿,却感到很挠头,结果积压的稿件越来越多.这时,我注意观察到老肖的桌上从来不压稿。他是怎样处理的呢?只见他每早一坐到办公桌前.就狱狱无言地工作起来,桌上挥着那盈尺高的稿件,三摆两摆就分门别类地“归队”了,然后迅速选出重点稿件“待编”,对不能用或需要补充的稿件,把具体意见都分别签署在稿签上,交见习生或助编处理,最后他自己操起厚厚一橡零碎稿件,开始在“综合”上下功夫.静悄悄的编辑室里只听见“寒寒窜牢”翻动稿纸和钢笔划在纸上的声音。接近中午,组长带头完成了全天的编稿任务,我们也先后交稿。从组长的微笑或整眉中,可以约略判断自己任务完成的如何。下午,他通常是修改我们编过的来稿和言论,审看给通讯员的回信.此外,全编辑部的评报活动或传达“编前谈”的精神,也大都在这时,工作紧张而有秩序.
这一年,我从组长那里学到了两招儿,那就是对于综合稿件的处理和言论的撰写.使我记忆犹新的是经组长指点,许多零七八碎的甚至是写在卷烟纸上的小稿,经过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带倾向性的问题,再针对这些问题写出“工作研究”或短评以至社论,于是农村组一定会抢上当天的头条。编辑们把全组的荣誉感和个人对红与专的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整个编辑部形成了朝气蓬勃,人人向上的风气。组长对我们的要求也很干脆:一、不要只当文字匠,要根据党的政策提出间题,解决问题,大力提倡撰写各种类型的言论。二、要甘当无名英雄,踏实改稿,文字必须干净利索,能用一百字表达的不要用二百,定要养成“洁癖,。三、珍惜通讯员来稿,沙里淘金,不丢掉任何一点有用的材料。对于零碎稿件,要在综合上下功夫。
当时,我们都很认真地遵守这些口头规定,假如谁偷工减料惹恼了组长,他也不发脾气,拿过枝叉不榷的稿件就埋头剪修起来,直到达到规定的要求为止。望着老肖那严谨的工作态度,我们背后都习惯地称他为“老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