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结婚时，我在成都他在上海。家里人不大赞同，说还是先调到一块吧。但那时我和他都很年轻，把什么都想得很浪没，以为未来的人生有一长串大喜或大悲的故事，像电影里演出的一样，听不得任何人的反对，固执地领回一了那张红彤彤的证一朽。 婚假一满，他就回上海了。留下我仍在成都与父母同住，那间塞得满满的小小婚房倏然间仿佛空荡荡了，我过了好长一段日子才意识到:他走了了 电影实在是害人的东西，它浓缩了世间好多人的命运和故事，两个小时内可以演100个人的命运故事，所以惊心动魄，看得观众们泪如雨下，以为那才叫真正的生活，而腻嫌起自己的小日子了。其实在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即便有什么悲喜，也被岁月冲得淡淡的.像一撮盐撒进一大锅开水里不见味道。过日子的感情不会像电影里那么大起大落，只有细细咀嚼起来，才觉得好似口里含了一枚橄榄，微苦回甜、 我俩的生活就是这般，渐渐地淡了，每周一封信越变越薄。
人的所思所想，也从天上落回地面，开始筹划筑窝建巢了‘有一次他回来度寒假，我滔滔不绝长谈了由串家庭基本建设规封:攒钱，买彩电、冰箱、录像机……他却头也不抬:“我要吃饭，要铺铁路，没法攒，要攒你攒。”竟噎得我愣了好一会儿才回他:“那算了，我也不攒。” 两地分居的日子长了，有利有弊。好处是很自由自在，像没结婚似的。本来嘛，依然心安理得地住父母家，吃喝不交钱，又没有长远规划，也懒得在银行开个户头。但每月的工资照样无影无踪，快快活活简直不像个当妻子的角色。难怪初识的朋友一听我结了婚，都会瞪大眼连连摇头说“不像不像，一点儿看不出来。”我想他也如此吧。 但慢慢地，这种轻松和白.由就会无缘无故地突然变得很沉重，压得你恨不能生出一双翅膀飞到他那儿去。每年我选了风和日丽的季节去上海探亲，坐在他那间独住的集体宿舍里—14平方大，放了公家的两只书橱，一张书桌，两张单人床，一只洗脸架，=张直背椅，私产就是他花20元买来吃饭用的小圆桌和两张绷塑料布的沙滩椅，看似满满当当，其实一无所有。但那房里有一股浓浓的温馨的家庭味儿，这味儿到底是什么，我描绘不出，但很喜欢闻它，也时时刻刻闻着它。
每每我从公共厨房里煮好饭炒好菜端进屋，大声招呼埋首书桌的他吃饭时，我心里特别得意，漾溢着一股做妻子的满足感。还有晚间，做完一切杂事，躺在沙滩椅里看书或谈话，我心里也特别满足，彩电、冰箱什么也早飞得不见了踪影。只有爱情，一伸手就抓得住的心心眷念的夫妻之情弥漫在这间小屋里，让我那颗平日悬在半空里游荡飘忽的心儿稳稳当当地落下来，落在了我们自己的家中。那会儿我特别深刻地认识到什么叫做“家”。 我曾提议把结婚时买来放在父母家里的家具搬进上海的小屋，像那幢单教楼里的许多房间一样，按自己的意愿好好布置一下。但他不同意:“何必呢?人还没过来，来家具干什么?”想想是这么个理儿，家具、电器总是无法代替它们的主人。 但我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呢?日子过了一年又一年，我才明白夫妻俩若是两地分居，还是什么都别想只想调工作好。我愈来愈渴望能到上海，能和他在一起。当初以为他有博士文凭，我去上海很容易。没料到大上海实在大，也实在难进人，我像只苍蝇似的四处碰壁，对单位的选择和要求也逐年降低，只要能来就行了。
我有时很灰心丧气，禁不住想起当年亲友们劝我慎重考虑时的告诫语:“两地分居是很难的。”当时我笑嘻嘻地以为这话不过是祀人忧天，哪知懂得了它的艰难后，它已是一座大山牢牢地隔开了我们_，我和丈夫不过是愚公罢了，而且都不希望子子孙孙这么挖下去。 丈夫比我豁达些，虽然他心里也急，也气，但面上总不慌不忙，显得胸有成竹:“急什么呢?总会在一起的，总会在一起的。”这大约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天生区别，同一件事情，搁在女人身上显山露水，搁在男人身上则像溶洞一样，里面千奇百怪，外面却什么也看不见。 结婚几年，长辈们叹气说我俩不像两口子。我想大约是因为没个家的缘故。哪怕有个再寒酸再简陋的家，开门七件事件件需人操心，里面的一双男女有责任，有矛盾，有欢乐，早晚会成长会老练会能干的。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又喜又憾，喜的是我们马上要结束两地分居的日子了;憾的是长长的分居生涯里竟没什么故事可写。但若有艺术家用两地分居的题材拍部电影，一定也是浓浓稠稠，大喜大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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