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十年内乱中迈进北大的校门，在我的同代人中曾经是个极大的幸运: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里，能有几个被推荐到这个最高学府呢?很自然的，随着后来政局的变化，历史的发展，“工农兵学员”又成为同代人中的不幸者了。即使是在这最高学府里，我们似乎也是最学无成就、年华虚度的一代学子 ……可是，又有谁能肯定，母校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点值得向别人谈起的往事呢? 不知能否这样说，1972年到1975年是我国建国史上最反复无常的一段时间了，在总理明确指示“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的时候，全国部分高校开始招生。我原以为我们将受到的是较为正规的大学教育，但很快就明白这个想法不切实际了。
中文系文学专业，处在当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热点上，不大可能有一贯到底的教学大纲和课程安排。随着政治风云的不断变幻，批回潮、批林批孔、批宋江投降派，政治任务接踵而至，很容易就搞乱了学生的思想，弄不清楚什么是专业目标，似乎文学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就是政治斗争的晴雨表……但是，北大毕竟是北大，即使是在“四人帮”及其亲信把持最严的时候，在政治风浪起伏翻涌之中，也有一股严谨治学的潜流，在暗暗地沉稳地缓流着。 1973年底，谢冕老师带着我们这个教改小分队，到了云南西双版纳地区采写当时的一些先进知青的报告文学。我很庆幸这次表面上有极浓的政治色彩的南国之行，实际却使我们学到了许多“政治”以外的东西。 励腊县的勋仑公社有一条罗梭江，江水由东向西，再折向东汇人澜沧江，中间套着一个葫芦岛，岛上风光旖旎，青翠欲滴，芳香馥郁。
据说以前这儿是一片原始森林，老树参天，古藤盘绕，还有野兽出没。SO年代末，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在这里创建了西双版纳植物园，不断引进栽培各种热带、亚热带的经济植物，取得了极丰硕的科研成果。即使是在当时那些动乱的日子里，蔡老也没有停止他的研究。我印象中他是一位不苟言笑的老派知识分子，就是在谢老师那种独特的无拘无束倾慕真诚的言谈中，蔡老也是寡言的。不知是他对我们这几个同行的红卫兵加工农兵味的学生存有戒心，还是那几年他悟守 “闭观坐禅”的一种处世态度。总之，他无法让我记住他讲的哪怕是极简单的一句话，可我却能肯定，谢老师会记住的，因为刚到昆明的时候他就打听了蔡老的情况，植物园的拜访在他是特意的。我忘不了住在}1J仑的那几日，谢老师晚饭之后总愿意散步到罗梭江畔，走上那座连接植物园的大吊桥。
后来我在画报上第一次看到美国纽约的金门大吊桥时，曾感叹它的宏伟壮观却决不认为它比罗梭江吊桥更具魅力。在那些有月亮或没有月亮的傍晚，那座颤颤的吊桥都会在缓缓流动的江水中留下一个隐隐约约的倒影，隐隐约约，那上边也有谢老师的一个顾盼的身形……当然，这样描绘多少有点我今日的主观色彩了，有点小小的夸张，而我不可能夸张的，是谢老师极其尊重蔡希陶教授这样一位执著于事业的老知识分子的事实，同时也感染了他的学生。 啊，版纳的月夜…… 我们认识白族诗人晓雪和张长，是在允景洪的槟榔树下。允景洪，傣语:黎明的城。但她的魅力所在，绝不仅仅是雾气缥缈，如轻纱裹就的一丛凤尾竹，一座小竹楼从迷离的梦境中刚刚苏醒过来，眯着眼睛窥视初阳的那一刻;当晚霞消逝，几棵挺拔秀美的槟榔树娇羞地快要隐人暗蓝的夜色中时，一轮明月却潇洒地跃上中天，就停在槟榔树梢，把她们纤巧的身姿用银色反射到大地上，那夜色不是更迷人吗?就是这样一个夜晚，槟榔树下的几张藤椅，几杯清茶，谢老师和诗人们的娓娓长谈，给我留下了极深的清新的印象。
他们的所谈确实迥异于当时课堂上的正规教学，祖露情怀，毫无芥蒂，使我们这些 “文革”前对文艺界还很陌生的幼稚的学生，多少了解了一些郭小川、贺敬之、闻捷、程光锐、杨朔，还有菌子等的诗歌与散文。我想谢老师是愿意甚至高兴我们接受这种类似启蒙式的教育的，以端正一些对“十七年”的认识。就在那时，我知道了晓雪在武汉大学的毕业论文《生活的牧歌》，是论及艾青的诗创作的，并因此受到过批判。也知道了张长这位勤勉的青年诗人在冯牧写作散文名篇《湖光山色之间》时，曾是同行的向导，沿澜沧江溯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他自己60年代初曾以《孔雀的故乡》为题，写了一组关于西双版纳的美丽的散文 ................
犯犯只拼犯豁刃扭衬翻资盆扮毖肠猫 版纳的月夜啊，月光如水。 勋腊县招待所的外边，有一片橡胶林，林间有一条红胶泥的土路。别人说如果是在雨季，这条土路便满是泥泞，坎坷不平。我们是旱季来的，土路显得平展多了。傍晚散步是谢老师的习惯，走在排列有序的橡胶林中，似乎更有利于梳理纷乱的思绪。有一个傍晚谢老师让我与他同行，就在那条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上，他谈到刚接到费振刚老师从北京的来信，说系里又开始搞运动了，有人提出应调我们这个远在云南边境的小分队回校，大约是不大放心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而且大批判的内容也涉及到了我们中的具体人。当然费振刚老师以小分队未完成政治任务为理由，拒绝了把我们调回。小路曲曲弯弯，我记不清楚我们走了几个来回，只记得那是一次师生之间的推心置腹的倾心长谈。上中学的时候，谢老师就很喜欢诗，“新月派”的诗，(而我上大学了，还不了解“新月派”。)他初期的诗歌习作都是很欧化的，后来参加革命在部队文工团，为了战士的需要，他丢掉“新月派”，开始创作一些小诗和快板。解放初期，他在闽南或闽北的土改工作队里，也曾腰插手枪经历过真正的阶级斗争，思想改造不能不算彻底了，但在“文学” 这一方神圣的天地之间，每个人的爱好、情趣、追求却总是无法一致的。
“文革”中上“五七干校”，一首“茅坪河/我金色的哎呐，茅坪河/我绿色的抒情”他又受到批判……“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就是中国文人的风骨，一种成就大业的境界罢。我似有所悟。橡胶林间疏疏落落地洒下一片银辉，在那曲折坎坷的红胶泥土路上，有如点点跳动的火苗。 啊，版纳的月夜，月光如火。 后来我便很容易理解了在我们写作报告文学的过程中，谢老师为什么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说:“写些诗吧。有时间你们应该写诗。”那不仅因为西双版纳本身的美丽、丰富、神奇，更重要的是一种信念使然。尽管我直到今日仍没有写过一首好诗，但在那时我就体会到，只要你有了信念，那么不管现实多么严峻，思想专制多么冷酷，生活里总是有诗的。为昨日的憧憬，为今日的追求，为明日的希望……
也许你终于也没能把那些诗形诸笔墨(这是你的才气问题)，但你完全能够用心感受到那些诗的存在，就因为生活中不能没有诗! 时过境迁，物换星移…… 我听说母亲常常最疼爱体弱或有残疾的孩子，这显然无法用来借喻母校的情怀。但是我以为一个体弱或有残疾的孩子，终于坚强地生活下去，成长起来，并且有了那么一点点成绩，那么他可能会感到比别的兄弟姐妹更多的告慰母亲的欢欣，这又完全可以用来借喻我们。啊，我“工农兵学员”的同窗校友们…… 1988年元月 陈晓敏，1951年生，四川间中人。1968年毕业于翁京第五十六中学。1972年入北大中文系。现任北京出版社《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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