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1月17日那天，我和妹妹艾斯丽、哥哥斯科特呆在家里。那天我们只有半天课。我喜欢呆在家里，愉快地度过这一天。时间过得很快，到了下午3:30。妈妈本该在一小时前回来。我有些担心同时也很生气。她在哪儿?为什么不回家呢?电话响了，我第一个冲过去接电话。
“喂。”我说。
“嗨，宝贝。”妈妈回答。
我生气地朝她大叫:“你在哪儿呢?”因为很生气，我没听出她话中的颤抖和不安。她想跟我隐瞒，“嗯，我在买东西。”她用简短而呜咽的声音回答。
终于，我听出来了。“不，你不是在买东西，妈妈。你到底在哪儿?”
恐惧慢慢袭上心头。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想知道真相，但我又不想知道。我只感觉那不会是好事，但不知道有多糟。
“我在医院，你爸爸犯了心脏病。”她轻声说。
我尖叫一声哭了起来。我从未这么害怕过。为何要发生在我身上?哥哥接过了电话。歇斯底里的我没看到他和妹妹的脸上流下的泪水。哥哥想表现得勇敢些，可我知道他的心在颇抖。妈妈向他讲明了细节。
爸爸在上班的公共汽车上突发心脏病，车上的一位医生和护士马上为他做人工呼吸抢救。救护车赶到时，只能用电击器抢救了。现在人已没有意识了，戴着氧气罩。我感到腹部一阵痉挛。斯科特挂断电话，我们三个吸泣着抱在一起。那个时刻，我们也许比任何时候都要亲近。
不一会儿，姐姐杰西卡和几个朋友回来了。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每个人都抽泣起来。很快，姨妈桑茜来了，加人这个呜咽的行列。
人聚齐之后，我们只剩接来祖母，然后赶往医院了，从前我们经常在这条路上走过，但这次却是特殊的一次。车内的沉寂让人心悸，每个人都心事重重。
我们终于到了医院，乘电梯到六楼。电梯中的情景好像在车里的一样，紧张的神经渐渐绷得更紧。虽然妈妈已告诉我们爸爸现在是靠管子和氧气罩呼吸的，我们还是不敢想象会看到什么。在医院的病房里看到的爸爸是无知觉的，他不能跟我说话，听不见，也看不见。我的心都碎了!妈妈跟我们一同走过大厅来到爸爸的身边。一切仿佛是场梦——恶梦。
接着，我看到了爸爸。他不像本来的样子了。我想:“这也许是个错误。”他的脸苍白而肿胀，身上插了许多管子，连着闪烁灯光的监视器，还有很多能让他维持生命的仪器。
太可怕了，我呜咽地叫他，把吻过的手指按在他的面颊上。我吸泣着说:“我爱你。”然后就放声大哭。我被半拖半拽拉到休息室跟家人待在一起。他们劝我，但都没有用。唯一能让我感到安慰的是爸爸会好起来。
后来，我感觉好一点后，妈妈又带我到病房。我们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我握着他的手跟他说话，我知道，我们是在交流。我知道他能听到我，知道我在那陪他。我只祈祷会有好消息。我得走了，我向黑夜说声晚安。
第二天我上了学，但想的都是爸爸，做什么事都无法集中精力，我早早离开了学校。我想马上到医院陪他。
那天夜里，又有了一些消息，却没有一条好消息，医生确信，爸爸的75%的大脑已经死亡。
那一刻我知道我再也听不到爸爸的声音了，在我的婚礼上在走向教堂的通道上，再也不会有他紧紧挽着我的手臂了。我的孩子们也不会看到他们的外祖父是多么伟大了。我感到我的生命也像随之而去了一样。
几天后，伴着更多的眼泪，祈祷与困难的决定，氧气罩被撤下来了，同时还有所有的管子、监视器。他被安排到一个私人病房，在那里我们可以做的只是等待他停止呼吸。
在那间房里，我只看过他一次。我无法忍受将要发生的一切，看他在那里痛苦地挣扎。
爸爸终于心脏病突发正好一周后去世了。时间是1994年11月24日下午3点57分。那天正是感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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