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调干工作齐头并进，美工人员李振华、副总编傅宗仁、总务科长陈启胜、总编室主任朱起、文化组组长马淑媛、文艺编辑刘跃发、文化编辑冯翅初、工运助编白墨、摄影记者于苹等同志陆续调来，人员作了适当调整。大力加强工运报道，把来自基层的干部赵建平调到工运组，并由一名副总编分工重点抓工运报道，除工运组由3人组成外，其他各组均有两人，并成立了以总编辑为首的5人编委会(除正副总编辑、总编室主任外，文艺组长王兆民也是编委成员)。至此，杂志社的机构框架初步形成(后参照兄弟省与我省同级刊物的机构，并经省总工会党组同意，把编辑组改为编辑室)。
面对省内外各种期刊强手如林的局面，要使《辽宁工人》站住脚，我们体会到必须突出工人刊物的特点，处处不离工字本，所以，从重点人物的选题，到栏目的设置，从内容到形式，从发稿面到上稿率，时时不忘工人刊物的特点，紧紧围绕工人题材与工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作文章。先后辟设了《英雄谱》《工会小组长讲座》《青工书简》等栏目，封面注意以劳模英雄人物为主体，同时大力抓好“替工人说话为工人办事”的《群众呼声》专栏.稿源则紧紧依靠各级工会的写作组，以及产业工人较集中的厂矿报道员。
1980年秋，思想战线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一度泛滥，社会上有些人对本刊评头品足，议论纷纭，一时间指责、嘲笑之声充斥于耳.说什么“老正统”“傻大黑粗，没人看”。当然，也有善意的批评，间杂其间，反映到编辑部来也是众说纷纭。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办刊?又该怎样认识那些议论?让大家分头深入到工厂矿山，向基本读者求教，和工人们促膝谈心，征求他们对本刊的意见和要求，然后再集中上来研究讨论进行分析。最后，大家得出一致的结论:“工人刊物的路子没有错，职工的大多数欢迎这种爱憎分明的报道，我们不能学那些花花俏俏的非法小报”。同时，也找出了我们刊物的缺点“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峥，决心在今后的报道中加以改进。这种遇事去请教基本读者的做法.最后写进了编采人员的工作守则之中。当时，从总编到见习编辑都有自己较固定的厂、矿联系点和通讯队伍。我的联系点是沈阳机床一厂。该厂职工对本刊的创办和发展输送了宝贵的营养，从开本的规格到报道内容，都提供过很好的意见.
在全社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始终坚持了办刊方针，不但没有随波逐流发表那些“时髦”文章，还迎着风头，编发了《社会主义好》《要坚持党的领导》《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等一整套“青工政治教材”，职工们反映强烈，纷纷来信来电活说:《辽宁工人》抓到了点子上事许多工厂还把它作为新工人入厂的教材，外省也有许多工会组织来信要求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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