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应该起源于亚当和夏娃，那时我大概还在某一个四维空间里袍着奶瓶钻研哥德巴赫猜想—当时我大约是个数学天才，理由是当我被从四维空间驱逐至三维空间的时候，老师对我这个顽固不化的家伙一遍逾地重复一加一等于二但我仍死活不肯相信。
言归正传，我不太记得清楚到底是亚当还是夏娃偷吃了那该死的苹果，是的，苹果，因为我每每闻到苹果汁就想起一个三个月不洗澡的脏兮兮的流浪汉，以亚、夏二人在品尝禁果之前的智商等级是万万不可能想到文明人关于“洗澡”的理论是怎么一回事，由此我这个亚当夏娃不洗澡的理论应该是站得住脚的，大概是闻着这气昧，亚当想到了夏娃，夏娃想到了亚当，以后的事就不用我来赘述了。
自从两人有了孩子以后，就形成了现在意义上的家庭，从某个意义上讲仅这一步就从量变跨越到了质变，从简单的关系链升级到复杂的关系网。某年某月某日，两人的孩子发现亚当在花盆底下藏了一百二十元的香烟钱(姑且让我这么说说吧，像我这样不分国籍的人是断然不会去辨认这是哪国的通货的)，亚当为免东窗事发，忍痛氰爱从中抽取了二十元钱给孩子买了巧克力，两天后孩子打碎了夏娃心爱的鱼缸，亚当出面一手揽下说是自己叫孩子把鱼缸挪个地方，夏娃顾及到夫妻情分不便发作，一回头却看见父子(父女)两人正心照不宣地相视而笑。又亚、夏二人约定为了让孩子保持心灵纯洁，欺瞒他说世界上并没有苹果这种零嘴可供享用，殊不料床底下的那双小耳朵却将两人的话一丝不漏地记了下来……
问题就出在这儿。如果只是三口之家的纠扯倒还罢了，但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到了我这一代，就成了一派不回收v的地步；我看到的是亚当与夏娃的一万三千六百三十二代后七干四百士碌奔波，五十七代传人的儿子结婚准备婚车，而后者又为前者提千忙碌奔波，与此同时前者又托了亲戚朋友故交偶识向后者送去“薄礼一份”，并
一再声称“不成敬意”，等等等等。
我看到的是一张网越编越大，铺天盖地，可谓疏而不漏，人的造化能力真的是不简单。记得有一天在翻阅大人们(那些比你多吃了十五、二十年饭的人总以这个名词相称)所谓的幼稚透顶的《脑筋急转弯》，看到一个问题：“世上最大的网是什么?”急急去找答案，书上那个大鼻孔厚嘴唇翻着一对虾皮眼的博士微笑着对我说：“人际关
系网。”我想中国的教育真的是正在转型了。
贾平凹不知在哪篇文章里写到他住院了，得了肝炎，我们都知道肝炎不是好东西，所以我们都对肝炎远远地回避了，而我们回避肝炎的形式是回避肝炎病者，由此患者们就被世人们一脚瑞出了正常人的范畴，正常人的网。贾平凹在文中写了家人们用开水烫“我”的衣物，医生们因为害怕传染在盛饭时常常把热汤洒在“我”的手上，去友人家作客后走出门口“我’听到了撰具碎裂的声音，“我”与病友们如何相互勉励相互关心。他在文末写到病友之间的网要比社会上官网、商网、情网等各种乌七八糟网高尚得多。“我们是病人，人们却都病了，我的猫头鹰上帝!”
我想我可能还生活在各种乌七八糟的网当中，谈不上高尚；但正如贾平凹所说一个被社会淘汰的弱势群体反而能代表人的本初状态，在我看来到底不可思议。
写到这儿我似乎真的是有点糊涂了，一开始我写的是人，然后写人与人之间的网，现在又突然发觉这个世界竟然还分为网内与网外，我有种人被网操纵的感觉，我渴望的是主宰网，现在却有了网中人的感觉。想逃却逃不开。
有了网总会有约束，社会在发展，约束是少不了的，法制是约束，道德是约束，谁也不能说这个社会可以没有法制没有道德，那就意味着荒蛮。我喜欢嵇康，但世间如果都是秘康，嵇康自己都要投環自杀也许是可以预见的，否则魏晋也就不是魏晋，我也就还要在那个四维空间里多待一阵子了。
而我担心的却恰恰相反，嵇康不是太多，而是都集体上吊去了。上吊据说并不是很舒服，但在网里面挣安日仪乎更不舒服。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若是这皮班太重挪不动，就置了他。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徐志摩说。
“飞不动了。”曹禺说。
到底飞不飞得动?我不耐烦地问，没人理我。更多的人正埋着头一心地编着网，把一根线慢慢地精巧地穿过去—这是商网，又穿回来—这是官网，只听见沙沙的穿动声，于是乌七八糟的网也就这么出来了，从网格线里看进去：呀，克林顿在为希拉里拉选票了；呀，斐济的那个光脑门斯佩特发动政变了；呀，又有人要两脚不着地地从黄河一边飞到另一边去了；呀，墙外那两个中年妇女在郡价改窦丢的那认黑母猪呢。
我竖起耳朵听。
没了?
没了。
没少什么?
没少什么。
我有点失望，然后我开始趴下来写文章骂人，然后我来到了这儿，然后我看到有人在表演行为艺术，用一根绳子缠住自己，又轻松地打开，然后我想到有一天网太复杂了，人会解不开，然后我写了这篇文章。
然后我看到亚当和夏娃面对面，一个一边笑一边哭，另一个一边哭一边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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