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四十八岁，长期生活在伟大祖国的怀抱里，为了治病曾一度到过海外，两相对比，我切实地感到:是党，是社会主义的祖国，给了我这个残疾人以温暖和力量，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吐，使我能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战胜顽疾，并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生下来就是个残疾者。从我懂事起，就有一种自卑心理。我十七岁那年，上海解放了。我亲眼看到人民解放军进入这“十里洋场”后，秋毫无犯，露宿街头。一次，我在家人的扶持一下去复兴公园观看文艺演出。当我步履艰难地被扶进人群时，走来了两位和蔼可亲的解放军战士，他们帮我把挤在那里的人群分开，让我能在前面观看，把我安顿好后，又问我可要买一点什么东西。这时我心里一阵激动，两颗热泪夺眶而出。我感到社会在变，人与人的关系也在变，我这个残疾人的地位在变。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可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并点燃了我心胸间的希望之火。一九五一年，报上发表了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同志的感人事迹，我读后十分感动。吴运铎同志不屈服于疾病而千方百计多为祖国作贡献的精神，使我几天儿友睡不好觉。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报告了我的身体状况，并希望能得到他精神上的支持。吴运铎同志很快给我寄来了回信，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他在信中:一个人的残疾当然是种不幸，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失望却大可不必，应该象保尔那样勇敢地与疾病作斗争，应该学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些话，象一股清泉流进了我那涸竭的心田。此后，我自己虽然还不能直立行走，但我感到精神上开始站了起来。我当时己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人，象新中国的其他青年人一样，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我曾经给自己作过这样的设计:我要做一个文学家，我要用笔把自己对祖国对党的热爱写出来。奥斯特洛夫斯基眼都瞎了，他还能以顽强的毅力写出那感人肺腑的名著来，我的条件比他要好，我为什么不能呢?我相信自己。我能!
正在这时，我的父母来信，要我去海外治病。信中说，那里有一个整骨医生，打了包票能治好我的病。我抱着极大的希望去了。可是事情大出我所料。在那里，父母信中说的那位名医大敲其竹杠，出诊费先从十五元，加到四十元，又从四十元加到八十元，后来，要价越来越高，竟要我把半年的出诊费一次付清。我一打听，原来他是想卷了这笔款子去美国。这件事使我懂得，在资本主义世界，医生不是为病人服务，而是在围着钱的轴心转。我要求回国的决心使父母为之感动，又把我送回了祖国。
回国后，在治疗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医生，他们大都工作十分认真，对我十分诚恳。我从心底里感激祖国给我的温暖，感激党培育出来的人民医生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切。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和学习雷锋的热潮中，我认真地阅读了有关事迹的生动报道，激动不已，便也开始了锻炼。
锻炼身体有了一些成效后，我就接着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尽一点自己的微力。我想，我是一个病人，由患病进而深研医道，那不是更切合实际吗？于是我从求医，进而进行自我治疗，又发展到学习医术。当时一位七十八岁的老太正在给我进行推拿治疗。她的医术是很高明的。在治疗中，我向她提出了学习推拿的请求。可是她不相信我这个站立不稳而双手又颤抖的病人能学推拿，因此不肯教我。我只得偷偷地学，在她给我推拿时，我就从用力、部位环节上去细心琢磨。后来，老太自己病倒了，我就反过来用暗暗学到的一套医术去为她治疗，而且也产生了一些疗效，此后，老太毫无保留地将她的医技传授给我。同时，我又利用一切机会自学了医科大学的全部课程。我常去书店看书，书店的营业员看我那样努力，打趣地称呼我“大学生”，热情地帮我找书，这给我很大的鼓励。
为人民服务，就得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有了本领，就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办事。近年来，我走出家门，先后为三百多位病人推拿治病，取得一定疗效。现在虽然比过去忙了，但我感到忙得有意义，忙得有价值。为了祖国的“四化”大业，我这个一手由党培育长大的人怎么能闲着呢?此外，我多年来有一桩心事，就是要立志把残疾者组织起来，战胜疾病，使他们都能为“四化”出力。当我获悉一九八一年是“国际残缺人士年”时，便连夜给有关单位写了信，建议成立肢体残缺者的福利机构。九十高龄的人民代表、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吴若安接到信后，儿次上门来访问，并陪同我作了一些社会调查。在有关部门和我父母的积极支持下，现在“社会福利站”正在筹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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